西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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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周人在周原建国时，形成了具有很大包容特征性的文化体系——周文化。周文化受到了商人的影响，同时也保存着自己独有的色彩，还受到了西边羌人的影响。周人建立了许多驻防点，每个驻防点后来都变成了一个国家；从考古学上看，最显著的一个驻防点就在今北京附近的燕国所在地。该驻防点里有商人文化的地盘，有周人文化的地盘，也有土著民族文化的地盘，三者共存；由此可见周人采取了包容性极强的政策，对于旧日的敌人商人采取尊敬、合作的态度，对于土著也采取合作、共存的态度。

礼乐

西周礼制继承了商代的礼制，并进行了变革。为扭转商末流行的奢靡风气，周初曾明令禁止酗酒。例如，成王时的《尚书·酒诰》，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都记载了民众必须遵奉周文王的告诫，不得纵酒。西周时的酒器数量也逐渐减少。

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记载，周时有吉、凶、军、宾、嘉五礼。吉礼指对先祖与各种神祗的祭祀；凶礼指丧葬，还包括对天灾人祸的哀吊；军礼指战争，以及田猎、筑城等动员大量人力的活动；宾礼指诸侯对王朝的朝见、诸侯间的聘问和会盟等；嘉礼指婚、冠、飨燕、庆贺、宾射等。所有礼制都和法律一样，体现出贵贱等级的区分。

青铜鼓

乐在西周很受重视，有专门的职官管理。金文中也有着乐官的记载。例如，师嫠簋“命汝司乃祖考旧官小辅（镈）眔鼓钟”，即相当《周礼》的镈师和钟师。

周代有的乐舞起源很早，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曾在武王凯旋告于周庙时演出。这一乐舞的歌辞还保存在《诗》中，即《周颂》的《武》、《酌》、《桓》、《赉》等篇。

宗教

周人的宗教观念，与商代有较大的不同，商代尚鬼的神秘色彩到西周已经十分淡薄。周代的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天神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地祗有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人鬼则指祖先。

人殉现象在西周已不像商代那样普遍。由于没有发现类似殷墟西北冈、武官村的大规模墓穴，故而当时的人殉数量尚难判定。

宗教思想的变化也表现在青铜礼器的纹饰上。商代流行的带有神秘色彩的花纹，仅在周初延续了一个时期。到西周中期，大多数礼器的纹饰都走向图案化，除装饰作用外，很少再有宗教或神话意义的纹饰出现。

祝宗卜史

周初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曾分以祝、宗、卜、史宗教事务的官员。当时这种人的地位较高，如太史可称为公。后来他们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以至在社会中不再有显赫的身份。

祝管理祷祝，宗管理祭祀，卜职司卜筮，史职司文书记事。由于他们的专业需要特殊训练，常在家族中世袭。例如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青铜器铭文所见，史墙一家从商末到西周中期代代都任史职，说明其职业的封闭性。

殷商时期使用甲骨来占卜的做法继续流行。已发现的周人甲骨最早出现在周文王时代，其形制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相近，足见商周卜法间有一定的联系。西周甲骨也刻有卜辞，考古学家曾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北京昌平白浮等地发现了刻有卜辞的甲骨，在陕西周原发现的最多。

这一时期使用蓍【shī】草占卜的筮【shì】法与卜法并用。筮书就是《周易》。当时常先筮后卜，特别在占问国家大事时更要如此。在周人心目中，卜法比筮法更为重要，所问的事越重要，越要采用卜法。这叫做“筮轻龟重”或“筮短龟长”。

学校

西周已有较为完备的教育制度。在国人乡里设立的学校，称为庠（一说称序），教授知识技艺。贵族子弟的教育更为完备，专设有小学、大学。贵族子弟满八岁入小学，到十五岁成童时入大学。《周礼》记录有师氏、保氏两官，从他们的职掌看，他们教授包括德行、技艺和仪容等方面的内容。技艺兼及文武，有礼、乐、射（射箭）、御（驾车）、书（文字）、数（算术），称为六艺。

典籍

西周时期流传至今的文献为数不多，《尚书》中有关西周记载的，有《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吕刑》、《费誓》等篇，内容为自武王到穆王时代发生的事，以成王时期的占大多数。这十几篇记述了周初的史事和政治情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逸周书》也有一些有关西周的篇章。例如《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祭公》、《芮良夫》等篇，都是有关西周的重要史料。

具有重大文学价值的《诗经》，记载了许多西周时期的作品。有的是采自民间的民歌，如《豳风·七月》之类；有的则用于朝廷庙堂，收入雅、颂。其中，一些篇章记述着其准确的作者，例如《大雅·烝民》的作者即是周宣王时的尹吉甫。这些诗歌或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或描写历史事迹，或对朝政进行颂扬及讽刺。

《周易》本为占筮用书，其经文主要成于西周时期。封辞、爻辞中有些内容与周人历史有关，如康侯用锡马蕃庶等。由于占筮必须由卦象推类（一种具体的推理形式），遂逐渐被赋以抽象的含义。有的封、爻辞，如《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从字面上便可看出其哲学意味。

天道观

从西周文献和金文来看，周人的天道观较之商代有着相当大的发展。西周统治者强调天命和德的观念，认为文王有德，故受天之大命；武王有德，故能克商。德的内涵包括敬天、孝祖、保民，既有宗教意义，也有伦理性质。《尚书》所载的周公的许多言辞，都反复阐述了天命与德的联系，告诫王和贵族官吏要效法先王，不要失德，否则天命即将失坠，商朝的覆亡即是鉴戒。穆王时，大臣祭公谋父继承了他的先祖周公的见解。据《逸周书·祭公》载，他曾以同样的天命与德的观点劝诫穆王及其他朝臣，类似的思想在某些金文中也有所表现。

这种天道观到西周晚年遭到质疑。由于当时社会动乱，灾祸频仍，人们对天和祖先的神圣产生了怀疑。这个时代创作的一些诗篇，充满了对“浩浩昊天”怨恨不满的情绪，一时形成思潮，为怀疑以至否定神权的进步思想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朴素唯物主义性质的阴阳五行说开始形成体系。周幽王时，臣伯阳父曾以阴阳之气解释地震，也曾提出五行杂和的观点。

科技

手工业技术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私的需要，周王朝十分重视手工业生产。周王室和诸侯公室不仅拥有各种手工业作坊，还拥有众多具有专门技艺的工匠，号称 “百工”。这些作坊和工匠，都由官府管理，即所谓的“工商食官”。

西周时期，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都有比较显著的进步和发展。

青铜器铸造仍然是手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西周初年铸造的青铜器，其形制、纹饰和品种和商末大致相似。康王以后，才逐渐推陈出新，表现出一些新的风格和特色。

西周青铜器的地域分布，比商代要广泛得多。周王室和诸侯公室，乃至一般贵族，都拥有规模大小不等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乃至影响到比较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这个时期的青铜器，既有共同的风格，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某些地方性的特色。

青铜技术

西周早期青铜礼器——盂爵

西周青铜器的数量远远超过商代。历代出土的西周青铜礼器、用具、兵器、工具、饰物，数以千计，更有成批出土的青铜器。如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多达60件，其中的利簋的铭文载录了武王伐纣的事，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同年12月，考古学家又在扶风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内有微史家族的青铜器103件。

西周青铜器的类型较商代有了显著的变化。有些商代常见的器物，如酒器中的方彝、卣【yǒu】、觚【gū】、爵等，逐渐减少或灭绝，新器物又不断出现，如乐器中的钟，兵器中的戟、剑等。器物纹饰从繁缛趋于简易，逐渐减少了过去所带有的神秘色彩，器壁也从厚重趋于轻巧。

陶器技术

陶瓷器的制作在西周时期有了突出的发展。在陕西岐山、长安，河南浚县、洛阳和江苏丹徒等地的西周遗址和墓葬中，都出现了原始瓷器，有簋、豆、罐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徽屯溪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器，有碗、盂、豆、尊、盘等，数量和种类都超过了前代。这些原始瓷器的制作工艺已十分成熟，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

湖北出土西周原始青瓷

西周仍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也有出现了少量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泥质黑陶和白陶到西周后期已经灭绝了。从西周陶器的分类来看，作炊器用的主要有鬲、甑，作饮器用的主要有爵、觚等，作食器用的主要有豆和簋，作盛器用的主要有勰、罐瓮、盆、盂等。在造型上，西周陶器以袋状足、圈足、平底为主要特征，纹饰仍以纹理较粗的绳纹为主，另有一些划线纹、篦纹、弦纹、刻划三角纹等，附加堆纹已很少使用。西周时期烧造陶器的窑炉主要以馒头窑为主，龙窑的使用较少。

造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