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院集萃——洙泗心传之白鹿洞书院
何年白鹿洞？
正傍五老峰。
五老去天不盈尺，
俯窥人世烟云重。
我欲揽秀色，
一一青芙蓉。
举手石扇开半掩，
绿髻玉女如相逢。
风雷隐隐万壑泻，
凭涯倚树闻清钟。
洞门之外百文松，
千株尽化为苍龙。
驾苍龙，骑白鹿；
泉堪饮，芝可服。
何人肯入空山宿？
空山空山即我屋，
一卷黄庭石上读。
这首《游白鹿洞歌》相传是明代万历年间一位瘦骨嶙峋、衣裳褴褛、满身污垢的道人来到白鹿洞书院后所写，也是今天白鹿洞书院的神秘镇院之宝。
如果说岳麓书院是因其千年不绝的弦歌而永载史册，那么，白鹿洞书院则是因其文本智慧而光耀千秋，也因为其文本智慧而成为天下书院的标榜；还因其皇家赏赐眷顾而名重一时。
李渤塑像
中国古代书院大多建于风景形胜、环境幽静之地，以避开市井喧嚣，潜心为学，白鹿洞书院尤其如此。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庐山云吞雾绕，面目难识，风景独特，无数墨客骚人在此留恋忘返。白鹿洞书院倚着后屏山，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抱，中有贯道溪穿山而出，山环水合，幽静清邃。书院亭台楼榭即掩映在广袤山林及阵阵松涛之中。
白鹿洞其实不是“洞”，其得名及书院源流可追溯至唐贞元年间。当时，洛阳人李渤、李涉兄弟在那里隐居读书。李渤养有一头白鹿，每天伴随左右，当地人因此称李渤为白鹿先生。长庆元年（821），李渤出任江州刺史（今江西九江），重游读书故地，并在此增建台榭、宅舍，广植花木。他为官体察下情，为民请命，官声很好；加之其白鹿先生的雅称及该地山峦回合、浓荫蔽日，形如洞穴的地理特征，因此，该地被称为白鹿洞。白鹿洞书院即肇始于李渤兄弟在此的读书活动，书院的报功祠（原称先贤祠）中即供奉有李渤。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开展的大规模的教学活动始于五代。五代南唐升元四年（940），南唐政权在李渤隐居的地方建立学馆，称“庐山国学”（也称“白鹿国庠”）。这是一所相当于国子监的高等学府，国子监九经李善道被任命为洞主。
北宋初年，江州的乡贤明起等人在白鹿洞办起了书院，白鹿洞书院正式诞生。尽管书院在创办后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朝廷应江州知州所请，赐给国子监印本九经：太平兴国五年，封洞主明起为褒信县主簿。但据李才栋先生考证（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白鹿洞书院在北宋时期运途不济经历了三起三落，连续办学时间前后相加只有9年，时间短，加之缺乏有影响力的老师，因此书院在北宋的影响并不大。特别是书院在皇祐末年（1054）春毁于兵火后，一直荒废沉寂、瓦砾相杂，湮没在荒草丛林中，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才在朱熹的精心经营下重获生机，并达到了其发展的历史高度。
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朱熹在南康励精图治，重视教育，特别是希望以儒家思想教化人心，净化民风。这年秋天，当地大旱，朱熹去察看水源时，顺道去了白鹿洞书院遗址查勘考察。结果，朱熹被遗址环境深吸引，说它“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实乃一块办教育的宝地，于是决定尽力修复书院。他委派了军学教授杨大法和星子县令王仲杰专门负责此事。淳熙七年，修建成了讲堂和斋舍十多间：同时朱熹还四处筹措资金，购置学田，征集图书。这样书院算是基本修复，可以升堂讲学了。
书院修复后，为表示隆重，还专门搞了个开学典礼，朱熹亲率手下官员及师生祭祀先圣先贤，并亲自讲了《中庸》首篇。朱熹从此是“此心聊与此山盟”（朱熹《次卜掌书落成白鹿洞佳句》），为白鹿洞书院的做大做强可谓殚精竭虑：他不惜挪用专项救灾款30万缗来修建祭祀孔子的大成殿（后来这成为朱熹的十大罪状之一）；为获得朝廷支持，置朝野讥笑于不顾，执着地请求皇帝赐书、赐额，最终如愿；以开放的胸襟请“道不同”的陆九渊登上书院讲堂，为书院留下了宝贵的《白鹿洞书堂讲义》；请大名鼎鼎的吕祖谦为书院作记……至此白鹿洞书院是名人荟萃，规制完备，朝廷支持，加之其悠久的历史，书院因此闻名天下。白鹿洞书院的发展进人了鼎盛时期，逐渐成为重要的学术中心。
朱熹之后，其门人故旧及追随者继承事业，在白鹿洞书院或讲学或兴建，不仅使书院气脉不绝，而且直到元初都呈现欣欣向荣景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两次大的兴建工作。嘉定十年（1217），朱熹之子朱在知南康军，他继承父亲遗志，继续修建书院，“鸿工度材，缺者增之，为前贤之祠，寓宾之馆，阁东之斋，趋洞之路。狭者广之，为礼殿、为直舍、为门、为墉。已具而弊者新之，虽厄福之属不苟也。规模宏壮，皆他郡学所不及”（黄榦《南康军新修白鹿洞书院记》）。同时，朱熹的高足经常聚会洞中，升堂讲学，阐发师说，听者云集，盛况空前。据记载，朱熹女婿黄榦开讲“乾坤二封”时，庐山“山南山北士子群集”（《宋史·黄榦传》），由此即可见一斑。
绍定六年（1233），陆门传人江东提刑兼提举袁甫重修和增建白鹿洞书院，并自撰《重修白鹿书院记》和《白鹿书院君子堂记》，它标志着白鹿像岳麓书院已真正破除门户之见，成为天下学术会能超胜之圣地。
宋元战争时期，白鹿洞书院因地处偏远深山而远离战火，从而避免了像岳麓书院那样的毁灭之灾，直到元初，白鹿洞书院直讲学不断。
可惜的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一场火灾将百年儒官毁于一旦。此后虽有修复，但并没有恢复到南宋的盛况。到至正十一年（1351），书院毁于元末战火，文物荡尽。此后八十多年间，在明初压制书院发展的国家政策下，白鹿洞书院荆草丛生，瓦砾遍地，弦歌不再，令人扼腕。
白鹿洞书院在明朝的重生要一直等到英宗正统年间。正统元年（1436），南康知府翟溥福捐出俸禄重建书院，到正统三年即修复了大成殿、明伦堂、先贤祠等建筑，不过，教学活动并未恢复。
成化三年（1467），江西提学胡居正、李龄聘请名儒胡居仁讲学，白鹿洞才真正走上复兴之路。胡居仁是明初崇仁学派始祖吴与弼的学生，学问道德名重一时。在名师的主教下，白鹿洞书院再次成为学术圣地。正因为此，正德年间，王守仁到江西平乱时，专门带着弟子两次跑到白鹿洞聚众讲学，继陆九渊之后，理学圣地——白鹿洞迎来了又一位心学泰斗。
明代另一位心学大师湛若水也两度光临书院，白鹿洞书院基本恢复了昔日风采。但好景不长，在万历年间张居正禁毁书院时，白鹿洞书院停办。好在张居正不久即病死，给事中邹元标上书恢复全国书院，皇帝准奏，白鹿洞书院也因此得以恢复。
为了用儒家思想收整人心，清朝在中原的统治稳定下来后，统治者即对儒家思想传播的主阵地书院给予特别关照。在这样的背景下，白鹿洞书院在清朝前期极享荣宠。康熙皇帝为它赐额、赐书，乾隆为他写诗作赋，著名的思想家、文人黄宗羲、王士祯、查慎行、恽敬、洪亮吉等都曾先后莅临书院讲学。
但到晚清时，白鹿洞书院走上了下坡路。一方面，这时的中国教育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已染近代曙光，而书院师生却仍埋头于帖括、义理、经训之中，教育理念已跟不上时代的大潮，在这样的大势面前，白鹿洞书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清朝书院日渐官学化，因此办学经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官方的支持，但到晚清时，国库空虚，朝廷无力给予书院更多的支持，白鹿洞书院的经费也出现了严重困难。
道光三年(1823)，江西巡抚程含章曾奏请朝廷批准以盐务充公银补助书院经费，这些费用只是暂时解决了膏火费用，书院的日常修缮之费仍无所出。后虽有私人捐款，但入不敷出。因此，道光二十七年，知府邱建猷呈请粮道邹鸣鹤拨漕运银来支持。然而好景不长，先是道光三年的盐务改革停止了给书院的拨款，三年后又因漕米停运而停发粮款。白鹿洞书院的运转经费几乎陷入绝境。与此同时,书院所在地九江又成为太平开国运动的主战场，战火殃及书院，屋宇倒塌，生徒星散，书院被迫停办。
咸丰七年（1857），星子县解元潘先珍挪用本县团练经费开始修葺书院；咸丰十年，白鹿洞书院恢复讲学活动。同光年间，多任南康知府都对书院进行了修缮，近代洋务名人李鸿章、刘坤一等还到书院讲学，但书院已难现昔日盛况。
光绪二十九年（1903），白鹿洞书院像其他书院一样在清末新政的浪潮中停止办学，学田归南康府中学管理。宣统二年（1910），在书院旧址上建起了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想迁国立中正大学于此，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今天，白鹿洞书院被列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录，供人参观凭吊。
白鹿洞书院之所以声名显赫，除了朱熹的重建再造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历代帝王对它的青睐。
南唐李氏王朝首先用行动表示了对白鹿洞的支持与关照。升元四年（940），南唐先主以白鹿洞为基址创办“庐山国学”，设置学田供办学之需，任国子监九经博士李善道为洞主，使它一开始就享有与金陵（今南京）国子监齐名的地位；建隆二年（961），南唐中主（元宗）李碌由金陵迁都南昌途中曾住落星诸（今星子县城），一行人在游览庐山的同时，视察了庐山国学，对学生的诗文大加赞赏；南唐后主李煜，虽治国整军乏术，但颇垂青教育事业，下令割善田数十顷，取其租课作为庐山国学之办学经费，并继续选派国子监通儒经者主理洞事。李氏君主的垂爱使庐山国学时成为江南学术文化中心。
北宋年间，先是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皇帝准江州知州周述所请，将国子监刻印的《九经》等书赐给书院，“驿送至洞”；后又有咸平四年（1001），真宗皇帝诏令各地学校、书院修缮孔子殿并赐国子监印本经书，白鹿洞书院因应这一诏令，书院重塑孔子及弟子像，书院建筑得到进一步修整。
南宋淳熙八年（1181），孝宗皇帝批准朱熹请求，向白鹿洞书院赐书赐额；淳祐元年（1241），理宗皇帝亲自将《白鹿洞书院揭示》手书于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并颁行天下学校遵行，成为各地书院、学校教育的共同准则。理宗皇帝此举无疑从官方角度在事实上将白鹿洞书院树为一面旗帜。
清代康熙、乾隆两个明君也用行动表达了对白鹿洞书院的尊重和偏爱。康熙二十六年（1687）,圣祖玄烨亲书匾额“学达性天”赐给白鹿洞书院，同时还颁送《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康熙五十三年（1714），还格外开恩，在紫禁城澹宁居召见星子县令毛德琦。毛德琦回乡后不负圣恩，为白鹿洞书院增器具、清田亩、核书籍、严课考、修院宇、定规制、勤讲论，重兴文教，并修成清代首部《庐山志》、《白鹿洞书院志》。文修武备、好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不仅于乾隆二年（1737）诏令“书院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而且在乾隆四年作《白鹿洞诗》和《白鹿洞赋》以示特别赞赏。兹摘录全诗以飨读者:
李渤结庐后，绛帐开紫阳。
经纶归性命，道德焕文章。
剖析危微旨，从容礼法场。
祗今白鹿洞，几席有余香。
乾隆皇帝的大作虽有阳庸风雅之嫌，但也确实道出了白鹿洞书院在中国学术及教育史上的独特地位。乾隆九年，乾隆帝又赐白鹿洞书院“诛泗心传”匾额一幅，以示重视。
赵帝王的恩宠会随着时间流逝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只有文本的智慧才是永恒的。站在白鹿洞书院陈迹顶端的即是其穿越千年仍熠熠生辉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凭吊白鹿洞书院时，我们一定会在院中的“白鹿洞书院教条碑”前驻足冥想，碑上刻有朱熹亲自撰写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正是这一文本，使得白鹿洞书院成为天下书院的标榜。淳熙七年（1180），朱熹主持的白鹿书院修复工作初告成功，正式开始教学活动。为阐明为学宗旨及言行修养，朱熹给书院订立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白鹿洞书院学规》或《朱子书院教条》），原文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室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已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白鹿洞书院揭示》“揭之楣间”,以种温和的方式劝导诸生完善人伦修养，懂得为学之道。《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仅仅刻于白鹿洞书院门楣上，其无与伦比的精神魅力更是辐射到了更多的教育机构、更远的地方。绍熙五年（1194）朱熹到长沙做官，顺便将《白鹿洞书院揭示》带到了岳麓书院，称为《朱子书院教条》，这一精神由此在湖湘大地传播，淳祐元年（1241），坚定不移支持书院的宋理宗视察太学时，亲书《白鹿洞书院揭示》概给大学生，进而又颁行天下，白鹿洞书院的揭示由此成为天下学校共守的教条。
《白鹿洞书院揭示》还走出国门，对朝鲜、日本等国的书院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朝鲜全罗道长城的笔岩书院至今仍悬挂着《白鹿洞书院学规》；顺治七年（1650）日本京二条通本屋町刊刻朱子的学者山崎嘉在其《<白鹿洞书院学规>集注》的自序中说“（《白鹿洞书院学规》）明备如此，宜与《小（学）》、《大（学）》之书并行”（陈谷嘉等《中国书院史资料》），此后又有多名日本学者考证该揭示。由此足见《白鹿洞书院揭示》影响的深远。
实际上，当时的许多书院都有学规，有些书院的学规订立得非常详尽，比如，吕祖谦制订的《丽泽书院学规》，先后五次进行完善，除了有关士人品格、学习纪律方面的规定外，甚至还规定了衣着、言谈、吊慰、祭钱等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对违规者的处罚很严，如对有违孝悌忠信者先“规之”，后“责之”，如果还达不到要求则“除其籍”，对那些年中超过百日辍业未学的则“同志共摈之”。可以说，《丽泽书院学规》对于规范学生行为已是事无具细，极尽其详。在某种程度上讲，《丽泽书院学规》与《白鹿洞书院揭示》是书院学规的双璧，前者详细规范行为，后者宏观突出心性，二者珠联璧合。但成为书院标榜、对后世产生广泛而恒久影响的是《白鹿洞书院揭示》，这除了朱熹本人的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该揭示本身所蕴藏的人文精神、书院办学宗旨。
书院作为私人讲学场所，讲究的是性理、涵养、人格、道德，《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正文和跋文都体现了这一特色。跋文中明确指出，为学的目的是明理、修身，通过对圣贤经书的“学、问、思、辨”以明理，并指导行为，这一过程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为学者内心滋长出来的，是一个由内到外的过程，而不是外部强制的结果。因此，跋文中朱熹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为学追求“记览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的反对态度，强调了书院传承圣贤之道以济民的宗旨。
《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正文内容都出自儒家经典，“五教”典出《孟子》，“为学五序”出自《中庸》，“修身之要”来源于《论语》和《易子》，“处事之要”是董仲舒所言，“接物之要”则可在《论语》中找到。从表面上看，《白鹿洞书院揭示》就是一些儒家经典语言的组合，而实际上，它不仅从多个方面反映了儒家文化对人的基本要求，也让人看到了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渴望建立一种永恒和谐的伦理关系的愿望，书院就是他的实验地。《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伦理关系、为人处事之道，在千余年后的今天仍然散发着真理的光芒，成为社会伦理模式中的基本价值观。普世才得以永生！这也正是白鹿洞书院之精神所在。
朱熹之后，还有一些白鹿洞书院洞主或主讲制订书院学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胡居仁主教时制订的学规。成化三年和十六年，胡居仁两次应聘主讲白鹿洞书院。胡居仁得到崇仁学派始祖吴与弼真传，绝意科举，专心问学，为学主张“居敬穷理”。在白鹿洞讲学期间，他制订了《续白鹿洞书院学规》，学规共六条：
正趋向以立其志、主诚敬以存其心、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审察微以为应事之要、克治力行以尽成已之道、推已及物以广成物之功。
这六条学规在理念与内容上都与《白鹿洞书院揭示》一脉相承，再次呈现出书院的学术特色和白鹿洞书院的标榜地位。
白鹿洞书院“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庐山游记》）；《白鹿洞书院揭示》代表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理念；朱熹、吕祖谦、陆九渊、袁甫、王阴明……一代代耕耘者，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
选自：曹华清、别必亮《中国书院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