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院集萃——闹中取静之应天府书院
名院集萃—
闹中取静之应天府书院
应天府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位于河南商丘。商丘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燧人氏在这里发明了人工取火，商部落在此聚居，西周的宋、西汉的梁等都曾以这里为国都。唐朝时，这里称为睢阳，后周时为归德军治所。真宗景德三年（1006）改为应天府，以追念宋太祖应天顺时，建立宋朝；大中祥符七年（1014），应天府升格为南京，成为北宋四京之一（另外三京为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所以该书院也称为南京书院。范仲淹的《南京书院题名记》指的就是该书院。商丘毗邻汴河，物产丰盈，交通便利，隋唐时已经发展为大城市。在这样的繁华闹市中诞生的应天府书院，自然也有其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应天府书院的前身是睢阳学舍。五代后晋（936-946）时，当地名儒杨悫对教育非常热心，在归德军将军赵直的鼎力支持下，创办了南都学舍，教授生徒。他有个学生叫戚同文，该生事亲至孝，崇尚信义，投到杨悫门下后不仅聪慧过人，勤奋异常；而且坚定不移地追随老师，弃绝仕途，热心教育。杨悫去世后，戚同文接过老师的衣钵，继续办学，“将军赵直高其行，为其筑室聚徒，人不远千里所至”（《宋史·隐逸传》）。戚同文将这一讲学地称为“睢阳学舍”。戚同文终其一生都在睢阳学舍办教育,成就斐然，“门人以登第者，五六十人”（《宋史，隐逸传》）；据说北宋建立当年的开科取士，书院即出进士八人（《“一座书院开启一代兴学风”系列——文化厚土孕育明星书院》，大河网——《大河报》2008年9月18日）；又据《宋史》记载，太祖时期，书院出了三个状元。有这样的办学成就，学舍焉有不兴盛之理。可惜的是，太平兴国元年（976），年逾古稀的戚同文去世，学舍也因此停废中断。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应天府巨富贤士曹诚热心教育，出资300万，“即同文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五百余卷”（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七），又博延生徒，重开讲习，应天府书院由此建立。为了让书院有更好的发展前途，曹诚提出“愿以学舍人官”，同时请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院。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知府将曹诚事迹上报朝廷后，宋真宗对曹诚之举赞赏有加，同意了他的请求，并赐“应天府书院”匾额。
应天府书院成为私人出资、官方所有的官办书院。政府对该书院也常常网开一面，如仁宗天圣三年（1025），应天知府李及提出书院在科考中要增加三个名额，朝廷即准所请，增解额三人。此外，应天府书院还是免费教育，这使得不少贫寒子弟得以入学研习，范仲淹即是其中之一。
晏殊（991-1055）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的主持下“名声著天下”。
十年后，应天府书院发生了转型。仁宗景祐二年（1035）朝廷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接着又在庆历三年（1043）升格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国子监、西京国子监鼎足而立，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应天府书院就此结束了其仅仅27年的历史，但其教育的使命还将伴随北宋王朝始终。直到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中原沦陷，书院毁于战火。
此后，由于南宋偏安，教育中心南移，应天府书院一蹶不振，虽然在明、清时期都曾有地方官试图修复书院，但屡建屡毁，未成气候。因此，靖康之后，应天府书院实际上已慢慢地、深深地隐人了历史的帷幕深处。
应天府书院的办学时间并不长，但却自有其卓尔不群之处。且不说它建于闹市，兼享市井繁华与书院静谧的特殊环境，也不说它作为官办书院而备享殊荣的光辉历史，这里单单说它的人才培养。应天府书院培养的人才与理学家们所倡导的书院人才观有所不同。朱熹等理学家所创办的书院在人才培养上都强调传道济民、辨明义理，反对一味追求功名利禄。而应天府书院则重视实用的经世之才的培养，希望培养的学生“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下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
事实上，应天府书院从一开始就与科举有着密切的关系，官学化后更是成为培养官方所需人才的重要场所。早在杨悫创办南都学舍时就有对科举的追求，杨悫极力鼓励优秀学生戚同文去参加科举考试，走向仕途；戚同文主持睢阳学舍期间更是在科举场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其门人登第者达五六十人之多；官学化后的应天府书院更是成为科举人才的摇篮，人才辈出。因此，范仲淹说：“观夫，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
在应天府书院培养的众多人才、书院众多的主教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被张栻等誉为“本朝第一人”的范仲淹。大中祥符四年（1011），范仲淹因仰慕戚同文的道德文章，不远千里从山东淄州来到商丘入应天府书院求学。应天府书院在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持下，“制为学规，课试讲肄，莫不有法；宁亲休沐，莫不有时；曲尽人情，人尤乐从”。学院里学生朴素刻苦，学风严谨淳厚。在这样的环境里，范仲淹开始了他长达五年的“昼夜苦读”。就学期间，范仲淹作了一首题名为《睢阳学舍舒怀》（也说是《南都书院抒怀》，《范文正公文集》第三卷律诗）的诗送给同窗晏殊，诗中写道：
白云无颡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消；
但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诗中的范仲淹是清苦的，但却是快乐而满怀希望的。书院学风好，范仲淹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在书院日夜苦读，每天又只吃稀饭；有个家在南京的同学送了些美食给他，结果，范仲淹直到这些美食腐坏了也没吃。同学怪范仲淹，他回答同学说：自己已安于喝稀饭的生活，之所以不吃所送美食，是担心这样会让将来变得吃不得苦。有着如此境界的范仲淹焉能不成就一番事业！？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进士及第，从此踏入仕途，真正有了一个可以让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舞台，范仲淹也从此开始了他起起落落依然坚持正义的人生。在应天府书院的求学经历，也是影响范仲淹兴学主张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在庆历年间的三兴官学运动中，范仲淹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十多年后，范仲淹作为教师再次来到应天府书院。仁宗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母亲病故，范仲淹到应天府奔丧守孝。时值同窗晏殊担任应天府知府，兼管理应天府书院。晏殊即请范仲淹入院掌教。范仲淹慨然应允，由此开始了他在应天府书院的两年教学生涯。当了教师的范仲淹仍和当学生时代一样勤勉严谨，且事事身体力行。据《范文正公集·年谱》记载：
公常宿学中，训督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课诸生读书，寢食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之，见有先寝者诘之，其人给云：适疲倦，暂就枕耳。问未寝之时观何书，其人妄对。则取书问之，不能对，罚之。
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严厉得近乎苛刻的老师，更看到了一个诲人不倦、堪为表率的典范；别的不说，单单是范仲淹每次给学生出“作文”题时都要先自己写一篇以考查其难度及适宜性这一点，恐怕今天就没几个老师能够做到。范仲淹对学生不仅仅是严格要求、亲历亲为，而且是真正全方位的悉心帮助。我们从他培养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的故事中即可见一斑。
据《宋元学案·泰山学案》等文献记载，范仲淹在睢阳掌学时，孙复因家境贫寒，两次去拜见范仲淹，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赠送“游资”，范仲淹每次都送了他一千缗钱。第二次给钱时，范仲淹奇怪地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复面有戚色，说自己“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范仲淹看到孙复这样困于生计而影响学业，觉得特别可惜，于是说：“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复大喜。范仲淹不仅帮孙复解除了经济之忧，而且赠给他《春秋》，鼓励他勤奋学习。正是有了范仲淹的帮助，才有了十年后泰山下“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的泰山先生的成就。
范仲淹主教应天府书院虽然不过两年时间，但一时之间“学者辐辏”，“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俨然中州一大学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范仲淹成就了应天府书院的赫赫盛名。所以，应天府书院尽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仍被吕祖谦、王应麟、马端临、全祖望等著名学者列入四大书院名录之中；正是有了戚同文、曹诚、王洙、晏殊、范仲淹等人，才让我们对应天府书院倍感敬仰与感动，才让已沉入历史帷幕中的应天府书院依然让我们想要领略其恒久的魅力。
选自：曹华清、别必亮《中国书院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