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院集萃——四大书院历史公案
四大书院，历史公案
四大书院首先是南宋的一些学者提出的概念。所谓天下四大书院其实并非客观评选出来的古往今来天下最有名的书院，而是仅指宋代一些影响比较大的书院。然而，书院一般为民间所办，自然没有一套像今天大学评估那样的官方评价体系或公认的评判标准，也没有私人机构专门搞一些排名游戏——就像今天时不时见诸网络的大学排名一样，连做个起码的问卷调查都没有，仅仅是看看人气指数来操作。所以，四大书院的说法大多为个人观点，其结果是学者们在界定哪四家为四大书院的问题上莫衷一是，各执一词。四大书院的名分也因此成为一桩历史公案，道不明，断不清。
在范成大看来，四大书院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在景致极佳的名山上。徂徕书院位于山东徂徕山，为徂徕先生石介居丧期间讲学之所，徂徕山为泰山东南名峰，峰势嵯峨，古迹众多；金山书院又名茅山书院，位于江苏茅山，不过该院办学时间并不长；岳麓书院在长沙岳麓山，泉清林幽，汉魏以来即为佛道胜地；石鼓书院在衡阳石鼓山上，林木苍翠，江水涛涛。
淳熙六年（1179），在我国书院发展史上较有影响的吕祖谦对四大书院有了另外一种说法。这一年，知南康军的朱熹修复了白鹿洞院舍，让此前毁于兵火的白鹿书院重新书声琅琅，为纪念此事，朱熹请吕祖谦作《白鹿学者洞书院记》。吕祖谦在文中写道：“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雎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仅仅时隔六年范、吕两人所说的四大书院就有如此大的差别（仅岳麓书院相同），其根源在于两人的志趣不同。范成大是诗人，诗人爱山水，爱屋及乌，对建于名山上的人文景致情有独钟似在情理之中，但其他人尤其是书院中人是否赞同这一点，那就另当别论了。吕祖谦与朱熹、张栻一道在当时的被称为“东南三贤”，是著名理学大师。他所圈定的这四大书院中，岳麓书院在理学大师张栻主持下名动三湘。白鹿洞书院有朱熹，更是理学传授的大本营；嵩阳书院中，二程曾宣场理学，范仲淹、司马光也都讲学于此，声名远播；睢阳书院建于闹市，闹中取静，院风整肃，范仲淹曾在此学习、掌教，加之有官方眷顾，该书院确实名噪一时。可见，吕祖谦为四大书院定名分时主要依据的是书防院的学术意义及讲学活动。
由于宋朝理学传播与书院发展之间的一体关系及吕氏的理学大师名谓，所以吕祖谦的四书院说获得认同，范成大之说则淡出人们的视野。如宋朝后期的理学大师魏了翁、湘湖学人杨允恭、以史学名世的王应麟等在谈到四书院时，都取吕氏之说。不过，王应麟在其《玉海》中除却吕氏所说的四大书院外，又列出了金山、石鼓，说它们也很有影响。
此外，陆学传人袁燮在《东湖书院记》中提出四大书院为“长沙之岳麓、衡阳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其意当在张扬陆学。
到了元朝，著名史家、宋遗民马端临在搜集整理前朝文献时，折衷了范氏和吕氏的四书院说法，他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所专列“天下四大书院”，分别为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并说：“ 嵩阳、茅山后来无闻，独四大书院之名著。”（马 端 临《文 献 通 考 ·学 校 考》卷 四六 ）而马氏在同一部著作的《职官考》中又说：“宋初有四书院。庐山白鹿洞，太平兴国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常数十日人，望赐九经’，诏乃从其请。嵩阳书院，至道二年，赐额及印本九经。岳麓书院，威平四年，潭州守臣李允则奏‘岳麓山书院修广舍字，有书生六十余人听诵，乞下国子监降释文等书’，诏从之。应天府书院，祥符二年，新建书院，诏以曹诚为助教……”（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卷六三）在这里，马端临所言的四书院与吕祖谦的可谓一致。前后相较，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差别呢？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也许“天下四大书院”与“宋初四书院”的概念本身就有些微的区别吧。
到了清代，全祖望在其《鲒琦亭集外篇》之《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中说：“四大书院，考据未核。以愚观之，当以王厚斋应麟《玉海》所定为是，盖嵩阳、睢阳、岳麓、白鹿也……是之谓四大书院。然自金南牧，中原板荡，二阳鞠为茂草。故厚斋谓岳麓、白鹿以宣公(栻)、朱子而盛，而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则又南宋四大书院也。”由此可见，全祖望将四大书院区分为北宋四大书院和南宋四大书院。北宋四大书院取王应麟之说，亦即吕祖谦的说法，为嵩阳、睢阳、岳麓和白鹿洞；南宋四大书院则是岳麓、白鹿洞、丽泽和象山。全祖望所列南宋四大书院都是声名显赫的理学大本营：岳麓书院由张栻主持、白鹿洞书院全赖朱熹修复和发展、丽泽书院是吕祖谦奉献其学术人生的地方、象山书院（精舍）是心学大师陆九渊的阵地。这些书院见证了理学的成熟，见证了理学逐渐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历程。
民国时期学者盛郎西在《中国书院制度》中又有新说法，他说：“宋初海内大书院实有六，石鼓、白鹿、应天、嵩阳、岳麓、茅山是也。”盛郎西将范成大的说法与吕祖谦的观点稍微综合了一下，从而将四大书院扩展为六大书院。另一学者陈登原的《国史旧闻》则写道：“所谓四大书院，毋宁为八大书院。石鼓一也，白鹿二也，龙门三也，嵩阳四也，岳麓五也，应天六也，徂徕七也，金山八也。”
1998年4月29日，中国邮政发行以古代书院为主题的邮票，一套四枚邮票上的图案分别是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看来，吕祖谦所说的四大书院更为权威。
其实，在厚重的历史面前，四大书院是哪些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种文化机构，她的名字叫书院，她为中华文明的传承、推厂、创新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无论是名动古今的大书院还是小得完全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小书院。
选自：曹华清、别必亮《中国书院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