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院集萃——千年岳麓，高山仰止
名院集萃—
千年岳麓，高山仰止
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为岳麓山，其山峦舒缓，背陵面壑，木茂泉洁，是天然的会友讲学、修养性情的好地方。岳麓书院即在其中孕育、发展，千年不衰，成为天下书院之翘楚。
书院始创于北宋开宝九年（976），但其历史可追溯到唐末五代。当时岳麓山建了不少寺庙，到山中的僧侣、香客日益增多，还有些文化人借宿山中，留恋忘返。来的文化人越来越多，寺庙已容纳不下，于是智璇等僧人“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七之《赠了敬序》）。也就是说，岳麓书院的前身实际上是佛家弟子为儒家子弟专门建立的读书场所。
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接受彭城刘嶅的建议，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院舍，增置图书，广延生徒肄业其中，岳麓书院诞生。当时叫岳麓山书院，书院有讲堂5间，斋舍52间，规模已不算小。然而，书院作为一种民间性质的教育机构，其发展既受时政影响，还受创办者个人因素的影响，在这样的双重影响之下，岳麓书院的成长、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多次生死考验、经过了数代人的精心经营才逐渐成长为名动三湘、流芳千年的天下名书院。
岳麓书院由太守朱洞倡办并全力支持，几年之间“教化大洽，学者皆振振难驯，行宜修好，庶几于古”（陈傅良《重修岳麓书院记》）。但朱洞离任后，书院也就渐渐冷落竟败，一度“诸生逃解，六籍散亡”，如果没有人拯救，岳麓书院可能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幸运的是，咸平二年（999），李允则知潭州。李允则本是儒臣，热衷于兴办教育。到潭州后即重振岳麓书院，恢复其生机，扩大其规模，他“外敞门屋，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序以客次；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还“请辟水田，供春秋之祀典，奏颁文疏，备生徒之肄业”（王禹偁《潭州岳麓书院记》）。总之，李允则不仅扩大了书院规模，奠定了书院教学、藏书、祭祀、学田四大基本规制，而且取得了朝廷的支持。咸平四年，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包括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等。李允则所为不仅使岳麓书院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且促进了湖湘人的兴学重教之风。
岳麓书院的迅速发展是由第一任山长周式促成的。大中祥符五年（1012），周式担任岳麓书院首任山长，他是著名经学家，史书上评价他“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因此，慕名前来学习的士人达数百人之多，原有斋舍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周式请示当时的知州刘师道后，再度扩建书院。周式在岳麓书院的成就得到了朝廷的肯定。大中祥符八年，宋真宗召见周式以示嘉许，并升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宫中讲学，但周式却坚持回岳麓执教。真宗皇帝有感于周式的执着，不仅同意了让他以国子监主簿身份回书院主讲，而且赐给他对衣鞍马、内府秘籍及御书“岳麓书院”的匾额（此前书院名为“岳麓山书院”）。周式这个没有品级的民间书院山长连同他所精心经营的书院都获得了当时的最高荣誉。岳麓书院由此称闻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有名师主持、有朝廷支持、有民间的热心向学，岳麓书院作为天下书院之首的特殊地位开始确立。
北宋末年的三兴官学运动中，正当蓬勃发展的岳麓书院却险遭灭顶之灾。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并规定在校学习满300天者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这一规定无疑会影响书院的生源，但对岳麓书院来讲，这一影响还不是致命的。
致命的灾难发生在绍圣四年（1097），这一年，朝廷下令开鼓铸以兴治炼之业。鼓铸令的执行者可能认为既然官学兴盛了，那具有民间性质的书院也就大可不必存在了。他们看中了岳麓书院，提出将书院改建为鼓铸场。在这危机时刻，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官冒着抗旨杀头的危险站出来力保书院，他就是潭州湘阴县县尉朱辂。面对拿着圣旨的鼓铸令使者，“辂抗言乡校不可毁。使者困之，辂不为惧”（光绪朝《湖南通志》卷一六四）。朱辂官微言轻，但态度坚决，勇气可嘉。正是有像朱格这样的一批人的保护，加之岳麓书院在当时确已声名显赫，因此，朝廷最终放弃了在岳麓书院建鼓铁场的打算，书院幸免于难。但在这场官学运动中，岳麓书院被官学化。
宋神宗熙宁年间，太学考试实行“三舍法”，徽宗崇宁三年（1104），“三舍法”推广到全国。潭州地方官别出心裁，推出了“潭州三学”，即“岳麓书院外，于湘江西岸复建湘西书院，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书院；又分高等，升岳麓书院”（赵宁《岳麓书院志》卷三）。在这里，岳麓书院位同三舍中的上舍，被置于潭州地区最高学府的位置上。这一次改制，确立了岳麓书院作为高等学府的地位——作为高等些府，其历史比牛津、剑桥都悠久：但书院官学化后多少会遗失一些书院自由之精神、独立之品格。
两宋之际，兵祸连连，岳麓书院遭到了严重破坏。绍兴元年（1131），由于金兵南进被毁，“兵革灰烬，什一仅存”，几成荒地。直到乾道元年（1165）才得以重建。让岳麓书院得以重生的则是湖南安抚使知潭州的刘珙。
刘珙与朱熹是世交好友，尊儒重道，到潭州后，即授命郡教授郭颖主持重建岳麓书院。不到一年即恢复了岳麓书院旧日风貌，而且屋舍增至50楹，增山斋于堂北作为山长休息之所，建风雩亭于院南供门人休息，在江岸建咏归桥、梅柳堤、船斋、浮桥等，更添书院风采。重建恢复基础设施还不是刘珙对岳麓书院的最主要贡献，更重要的是他请到了时称“东南三贤”之一的著名理学家张栻来书院主教。
张栻
朱熹
张栻执掌岳麓教席将岳麓书院推向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张栻得胡宏真传，理学造诣颇深，《宋史》将其与朱熹并列《道学传》中，其学术成就堪与朱嘉媲美：在教育上继承老师胡宏的遗志，全力反对科举利禄之学，提出“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的办学宗旨，并践行体察求仁、辨别义利、经世致用的为学之道。
张拭的到来，使得岳麓书院成为当时的一块思想文化高地，吸引了四方士人，一时间群英骤至，人文荟萃，连朱熹也于乾道三年（1167）千里迢迢慕名从福建赶到了岳麓书院，从而有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朱、张会讲。
大师的思想碰撞吸引了无数学人前来聆听，闻者风动，形成了“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的盛况。据说当时朱、张仅论《中庸》之义即“三日夜而不能合”，可见讨论的热烈、深刻、执着。会讲后，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于讲堂壁间，此次会讲对书院发展来讲是开了书院以会讲方式进行学术交流的先河，对岳麓书院本身而言则是其发展中的一个转折，此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吴澄《重建岳麓书院记》）。朱、张学说逐渐成为岳麓书院的学统。
在张栻主教期间，岳麓书院的院子可能不是最漂亮的、院舍不是最多的、学子人数也不多，实际上只有四斋20人；但它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在学人眼里的地位却是无与伦比的，是岳麓书院发展的真正高峰文化机构的地位只能由文化本身来确定。
张拭之后，岳麓书院继续由理学传人掌教。先是乾道五年（1169），胡宏另一高足彪居正主教书院，继而有事功学派陈傅良于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进岳麓讲学，又有张栻门下高足、湖湘学派重要人物吴猎受聘担任堂长。光宗绍熙五年（1194），朱熹出任湖南安抚使，再度来到岳麓书院，整饬秩序，肃整学风，并拟按风水观念改建书院，将书院建在风雩亭右边寺庙的菜地之上，使其背靠亭脚，面朝笔架山，并建横排厅堂作为讲堂。可惜的是这些想法未及实施，朱熹已去官他往，设想就只能是设想了。三百多年后才有人实现了他想按照风水学要求改造书院布局的梦想。不过，朱熹的再度光临还是使岳麓书院再次进人繁盛时期，淳祐六年（1246），宋理宗御书“岳麓书院”匾额。
南宋初年，岳麓书院在刘珙的修复及张栻的主教下，浴火重生，放射出了最为耀眼的光芒：书院不仅内部建设完善，有讲堂、藏经阁、宣圣殿作为书院讲学、藏书、祭祀三大事业的专门场地，有足够的学田维持书院的生存和发展所需，有张栻所定的办学宗旨（传道济民）和学规（借用《白鹿洞书院学规》），有完善的管理制度(设有山长、副山长、堂长、讲书、讲书执事、司禄等职管理书院的教学、科研、行政等)；而且书院已发展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此外，书院的教育及其精神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当地的民风士气，这从书院师生与当地守军一起挥戈抗元的斗争中即可见一斑。
蒙古骑兵南下之时，忽必烈曾诏令所有官员使臣兵马都不得侵扰亵渎书院。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宋恭宗德枯年间，岳麓书院再度被毁。当时，元军围攻潭州城，岳麓、湘西书院学生先是撤到城内州学上课，继而形势危机，“三学”师生也参与到了长沙保卫战中，荷戈登城，与元兵短兵相接，直至城破，岳麓诸生“死者什九”，山长尹谷举家自焚，以死殉国。书院则于至元十三年（1276）被元将阿里海牙夷为平地。岳麓书院与它的先生，学生一起悲壮地结束了在南宋的辉煌历史，归于沉寂，庭院荒芜。然而，岳麓书院这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也水远载入了史册，彪炳干秋，激励来者。
岳麓书院在元初一荒就是十年，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才在潭州学正刘必大的主持下得以重建，基本恢复了宋时风貌。仁宗延祐元年（1314），元代再次大规模修缮书院。当时郡别驾刘安仁到岳麓院考察，看到书院建筑日渐破落，墙垣剥落，院舍坍塌，于是敦请善化县主簿董必大负责修缮书院。这次对书院的修整动静很大，“木之朽者易，璧之墁者圬，上瓦下甓，更彻而新”，修复后的书院“前礼殿，旁四斋，左诸贤祠，右百泉轩，后讲堂，堂之后阁日尊经……”（吴澄《岳麓书院重修记》）总之，讲学、藏书、祭祀、游息各得其所。
然而，岳麓书院命途多舛。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元、明鼎革间，岳藏书院又毁于兵燹，化作废墟，“列屋颓垣，隐然荒榛野莽之间，其址与食田皆为僧卒势家所据”（杨茂元《重修岳麓书院记》）。
明朝初年，岳麓书院在明政府倡办学校、打压书院的政策导向下，沉寂了一个多世纪，后来才逐渐恢复元气。尽管有宣德七年（1432）和成化飞年（1469）两次修复部分建筑（教学并未相应恢复），但旋即又被废止。直到弘治七年（1494），在长沙通判陈钢、知府王瑫、同知王茂元等人的相继修建与经营下，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观，生徒云集，求学问道，秩序井然。据说，当时陈钢奉命监修王府，工作做得不错，因此，在工程结束后，吉王打算给他些赏赐，征求陈钢意见想要什么。出乎吉王的意料，陈钢不要金银，也不要田舍，而是要修建吉王府的剩余材料用以修复岳麓书院。另有一个叫彭琢的小官，将家财变卖所得，全部拿去修书院，致使家里一穷二白，死时连棺材都没有（江堤《书院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03页）。正是有了像陈钢、彭琢等人的执着与奉献，才会有岳麓书院的一次次新生。
正德初年（1507），书院结构进行了大调整。当时的守道吴世忠认为书院“风水未美”，于是迁正学基，变更朝向，使主体建筑集中于中轴线上，中轴线前连湘江，后及山巅，配以亭台牌坊，形成了既合乎中国古代建筑审美观念、又符合风水要求的建筑格局，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好一幅壮丽景象。这一建筑布局延续至今，大体未变。
康熙初年，吴三桂兵变，打到湖南，书院第四次因兵祸被毁。康熙二十四年（1685），湖南巡抚丁思孔主持重建书院，并延师招生，恢复了书院的正常工作。书院的长远发展考虑，丁思孔还奏请朝廷赐匾、赐书。康照二十六年，朝廷将康熙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及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送到了书院；乾隆九年又御书“道南正脉”赐予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再次复兴，培养了一大批经国治世的人才，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人物都是岳麓的骄傲。
清代书院有一个特点，就是与科举走得太近。比如，书院的山长优先选择科甲出身者，这些人还可以开展针对科举应考的教学指导活动；书院的教学内容会根据科考内容的变化而调整，祭祀对象除先偶外，还祭拜文昌帝君。有些书院专设有考棚，使得书院既是教学场所，也是考试场所，有些书院出钱资助、奖励应考学生——看来，今天有些中学重奖成绩好的尖子生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曾经全力反对书院流于科举利禄之害的岳麓书院此时也未能免俗。据统计，从乾隆十年（1745）到清末学制改革的150余年间，岳麓书院的山长全是进土出身。重视山长科甲出身的背后是对书院科举成绩的重视。康熙年间，岳麓书院山长车万育等建文昌阁，供奉文昌帝君神像，每月朔望祭祀，凡岳麓书院“诸生获隽者，悉得题名其间”（袁名曜《重修岳麓书院文昌阁》），以示表彰。
当然，与科举结合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更强劲的生命力，然而，书院因此逐渐丧失其独立的学术品格也势所必然。也许有人认为，书院会在应试教育中坚守自己的特色，但这种说法底气明显不足，就如今天基础教育中的素质教育，大家嘴里都讲着素质教育，但放眼望去，有多少学校能真正兼顾好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所以，清代的岳麓书院尽管出了不少的名人，但再也没有了朱、张会讲三昼夜不息、上千学生 坐听论道的盛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清末新政的推动下，延续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此为“湘省大学之始”（民国二十二年《湖南年鉴·湖南之高等教育》）。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弦歌不绝。
千百年来，岳麓书院数次被毁，数度重建，今天仍完好地保存在湖南大学校园内，坚守着当年朱、张共订的“忠孝廉节”校训和“整齐严肃”的学规；铭刻于书院讲堂中的张栻《岳麓书院记》，则是一缕穿越近千年的精神之光，传递着造就人才、传道济民的理想。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学府的旷世魔力荡涤着三湘大地、引着一代代学人去追求、探索。
选自:曹华清,别必亮<<中国书院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