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院集萃—山水形胜之石鼓书院

名院集萃—

山水形胜之石鼓书院

山形如鼓峙江边，旧有朱陵洞口仙。

胜地蒸湘山水合，真儒唐宋七贤传。

云中雁寺国青嶂，村里虹桥隐画船。

千载渊源勤仰止，登楼一望意悠然。

这是清代诗人岳宏誉游石鼓书院后所作的《游石鼓书院谒七贤祠》一诗。读完此诗，即不难明了为什么石鼓书院会被不少学者列入天下名书院（北宋四大书院）：山水形胜、真儒过化、骚客留连、千载渊源……这正是石鼓的魅力所在。

石鼓书院是一所因自然景观的独特性而致人文荟萃，又因人文荟萃而传名天下的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衡阳蒸水和湘水交汇的石鼓山上。这里风景奇异，“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朱熹《石鼓书院记》），“石鼓”的得名也颇具诗意，让人神往。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说，此地“山势青圆，正类其鼓，山体纯石无土，故以状得名”；也有说石鼓山是因为三面环水，浪花击石，“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晋·谀仲初《观石鼓诗》），其声如鼓，所以名曰“石鼓山”。

山上有著名的朱陵洞，相传为朱陵大帝所居，是道家第三洞天福地，素有“朱陵洞内诗千首”的美誉。清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曾作诗盛赞此洞，“洞里瑶光应不夜， 步虚人入水晶宫”；《水经注》 的记载又将它神秘化，说只要在朱陵洞内听得“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也就是说，它通灵，可以预知战祸。因此，自然环境奇特的石鼓山就有了些许的灵气、神气，引人遐想、神往。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石鼓山成为名山，成为许多文人雅土钟情之地，在石鼓山驻留、吟诵的名人数不胜数。东汉建安二十年（215），诸葛亮曾居住石鼓山，督零陵、长沙、桂阳三郡军赋；诗圣杜甫大历年间两次停泊于石鼓山下，留诗数首；贞元十九年（803），大文豪韩愈因上书提出轻徭薄赋主张而被贬往广东，永贞元年（805）由广东到湖北时，途经衡州，即寓居于石鼓山，并应衡州刺史之请写下《题合江亭刺史邹君》……还有宇文炫、吕温、柳宗元、刘禹锡、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等大名鼎鼎的学者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共同写下石鼓山的人文盛景。石鼓书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人脉旺盛的地域诞生的。

石鼓书院历史悠久，其雏形是始建于唐元和年间（806—820）的李宽中秀才书院。这个时间比岳麓、白鹿都早了一百余年。李宽中（《衡阳通志》称李宽）是衡州秀才，元和年间在石鼓山合江亭旁结庐读书，取名寻真观。衡州刺史吕温上山拜访，并作《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以记其事，诗中写道：

闭院开轩笑语阑，江山并入一壶宽。

微风但觉杉香满，烈日方知竹气寒。

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诗好就步虚坛。

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

诗中为我们展现了李宽中秀才书院里轩景相融、杉香满院、竹气清幽、虚坛丹炉、烟雾袅袅，好一幅和谐清幽的美景，在其间披卷吟诵，必定是神定气闲，神清气爽，悠哉游哉。

差不多时隔两百年后，也就是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宽中族人李士真感于李宽中的故事，向郡守提出愿意用私财重建书院。此后李土真修葺院舍，广招弟子，开堂讲学，正式建立了石鼓书院。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曾担任集贤殿校理之职的刘沆知衡州，将李士真以私财办书院之事奏报朝廷，并请求赐额、赐田;仁宗准奏，赐“石鼓书院”匾额及学田五顷。石鼓书院从此名声大振，遂与睢阳、白鹿洞、岳麓三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李士真后来作为石鼓七贤之一与李宽中、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黄榦同祀于书院七贤祠中。

不过，很快石鼓书院即改为衡州州学了。据宋人廖行之记载，“景祐三年，诏许衡州立学，自是为学宫，书院因废不别建”（廖行之《石鼓书院记》）；换句话说，仁宗赐额赐田一年后，书院即改为州学了。

淳熙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畤在原址上重建书院。建成房舍数间，悬挂仁宗皇帝原来所赐的“石鼓书院”匾额，期望为四方有志于学而不屑于科举者提供一个讲学交流的场所。可惜书院尚未建成，潘畤已离职他去。提刑宋若水继承了潘畤的事业，继续建设石鼓书院。他别建重屋，供奉至圣先师像，集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丰富书院藏书，为求学者提供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请到了当时的学界一号人物朱熹为书院做记。朱熹在不到一千字的《石鼓书院记》中不仅大大褒扬了潘、宋二人的追求与抱负，同时对书院的办学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书院“无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弥补学校教育“未尝考德行道义之素”的沉疴，告诫书院诸生要辨明义理，有志于为己之学。同时，又有另理学大师张栻到院讲学。石鼓书院再次声名远播。

开庆元年（1259），石鼓书院毁于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命山长李访“尽复其观”，书院再闻弦歌。

在元初统治者支持书院发展的政策下，石鼓书院继续办学。但在至元十九年（1292），书院学田曾被灵岩寺僧强占，后经过多任山长长达六十多年坚持不懈的争讼，才得以归还。元朝末年，书院再次毁于兵祸。

石鼓书院的再次重建是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由衡州知府史中出面建起书舍六间，并设礼殿祭祀孔子，建祠堂祭祀韩愈、张栻。此后书院又经过多次修葺，讲学不绝。著名学者湛若水、邹守益等先后到石鼓书院宣扬心学思想。迎来大师的同时，书院也迎来了其学术上的重要地位。

嘉靖二十八年（1549），衡州知府蔡汝楠以书院为朱熹、张栻、湛若水、邹守益等圣贤的“过化之地”，因此，重整书院，扩建斋舍，订立规约，以学文敦行、辨志慎习、笃伦常，刊刻《说经札记》、《衡湘问辨》、《太极问答》等书，还请名学者前来讲学。一时间，书院学风淳厚，诸生环列听讲，宛如邹鲁洙泗讲学的风貌;后又经过万历四十年（1612）巡按史记事、观察邓云霄大修书院，建有讲堂、敬义堂、回澜堂、大观楼、仰高楼、砥柱中流坊、棂星门、风雩、沧浪、禹碑、合江诸亭等，石鼓书院可以说是极一-时之盛。可惜明末再次毁于兵火。

清顺治十四年（1657）石鼓书院得到重修。当时，经略洪承畴将石鼓书院作为他的军事指挥所。与此同时，偏沅巡抚袁廓宇上奏朝廷，申请重建石鼓书院，顺治帝准奏；于是，在知县余天溥的主持下，开始修复石鼓书院，这也是最早得到朝廷批复重修的书院（江堤《书院中国》）。

此后，书院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同治年间都屡有修建，规模不断扩大。其间，曾有僧侣侵占七贤祠，巡抚赵申乔出面，驱走了僧侣，将佛像从七贤祠搬出，并命令衡阳县学训导吴炯入住书院，专门督导师生课业。得到官方支持的石鼓书院，其教学以应付举业为主，颇为兴盛。

光绪二十八年（1902），石鼓书院因应形势，改为衡阳官立中学堂,两年后又改为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民国时期，相继改为“衡郡女子职业学校”和湖南三师。由于石鼓山无法满足新型学校要求，学校迁至金鳌山，石鼓书院旧址成为游览凭吊的文化家园。

然而，这一家园在抗日战争中被毁了。先是1939年4月，日军一百余架飞机轰炸衡阳，石鼓书院损失惨重；后来又在1944年6月的衡阳保卫战中，石鼓山成为主要阵地，国民党整整一个师驻防石鼓山。激烈的战斗中，石鼓书院陈迹毁灭殆尽，石鼓山也成为光秃秃的焦土。所幸的是，当时守军将书院内五十多块珍贵的石碑沉人了湘江以免遭战火毁坏，从而为石鼓书院留下了可以让后人触摸的历史。遗憾的是，“文革”中这批石碑悉数被砸。

2007年，衡阳人仿清代旧制重建了石鼓书院，书院又回到了衡阳人的身边，人们又可以留连书院内，回望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郑向、湛若水、叶钊、邹守益等众多学者登台讲学的风采。

选自：曹华清、别必亮《中国书院的故事》